读书

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

作者:admin 2019-10-25 我要评论

文/李陀 无论谁 你如果深深陷入自我的泥潭,你有可能凭自我之力爬出这个泥潭吗? 反复阅读弋舟的小说《刘晓东》,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心里。 不过,初读这个作...

文/李陀 

无论谁—

你如果深深陷入自我的泥潭,你有可能凭自我之力爬出这个泥潭吗?

反复阅读弋舟的小说《刘晓东》,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心里。

不过,初读这个作品,首先引起我注意的,是这部作品写作上的精致。从大的方面说,是它的结构:三个独立的中篇,也可以说三组独立的故事,然而主人公都是刘晓东这一个人(仔细比较,三个刘晓东形象的细部并不是很统一,但是弋舟对此并不是很在乎),它们形成了一个组合,构成了一个不仅彼此呼应,而且在主题上、旋律发展的变化上以及内在思想脉络的连接上,都有紧密关系的、相当连贯的一个整体。

从小的方面说,《刘晓东》的写作有一个特色,就是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动,往往依赖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对话(功能不同,小说里的对话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类型)—表面上,这些对话很日常,甚至很平淡,似乎只不过是连接情节与情节,有一定交待作用的过渡,有也可,没有也可;但是如果阅读细心一些,就会觉出《刘晓东》中的很多对话,尤其是刘晓东介入其中的对话,往往暗藏玄机,不管自觉不自觉,对话双方互相防范、互相测度、互相使心眼儿。因此,尽管看去是一般的聊天说话,实际上,两个人在说话的同时,都觉得别扭、尴尬、难受,有些时候彼此还怀有莫名的敌意,相当费神。为了分析的方便,我们不妨把这种对话称为 “费神的对话 ”。拿《等深》来说,刘晓东和茉莉,这两个人每一次对话,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包括两人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那场在一片狗的狂吠中进行的雨夜性爱,刘晓东说那是 “淋漓尽致的演奏 ”,“她的身体如琴身一样和谐,奏响之后发出的声音如一道匪夷所思的光芒将我笼罩 ”;但他又觉得那狗的狂叫声是来自身下的茉莉,觉得自己 “是在和一条蝴蝶犬交媾”—一场肉和性重叠一起的疯狂对话,实际是两人之间所有对话内涵的一个隐喻:他们其实共享着某种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、见不得人的东西;然而,又正是这污秽使他们的生命有意义,或者说,让他们活下去有了理由。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,在展示这么一个以怪异的声画结合形成的意象的时候,弋舟笔墨没有多少渲染,修辞上相当克制。但是,平淡的修辞和隐喻内容之间所形成的分裂和张力是如此尖锐,对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来说,都过于刺激,很不舒服。不过,作家可能本来就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:

日常生活里的恐怖,本来就平淡无奇。

在《刘晓东》一书第 66—68页,有一场刘晓东在手机里和茉莉的对话。这时候,茉莉瞒了丈夫(引起丈夫 “失踪 ”,其实是丈夫弃家逃走)、瞒了情人(让刘晓东处境狼狈,扮演着不光彩的第三者或第四者的角色)、瞒了儿子(由此儿子几乎成为少年杀人犯),一直被一个大老板半包半养的“秘密 ”,已经尽是破绽,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层破洞连连的薄纸,可两个人仍然不能坦白相待;没有勇气撕开这层薄纸,刘晓东用软弱无据的 “推理 ”来自欺欺人,而茉莉被逼得无处可退,竟然以 “我需要被爱 ”这样无赖的理由,要求只具有 “第四者 ”情人身份的刘晓东,承认她的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。按说,小说里的人物关系设置得这么紧绷绷、充满危机感(作家于此的经营,力求不戏剧化,可还是有痕迹可以分辨),此时此刻,两人应该发生尖锐冲突才是;至少,也要互相揭发、控诉对方的虚伪才是。何况,故事也能由此变得 “好看”起来。但是,弋舟对叙事这种可能的取向没有什么兴趣,或者,他有意压抑了这兴趣(把《等深》变成一个好看的电视剧并不困难),而是把它停留在了日常的 “费神的对话 ”的水平。弋舟为什么这样做?

如果把《刘晓东》里三个故事中的刘晓东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物来看,我以为可以找到解释:弋舟对塑造人物有更高的要求,更大的抱负。

刘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?从一般意义来说,这人很一般:在八十年代度过了他的青少年,九十年代则是读书 +奋斗,新世纪里他熬了出来,额头上带着成功人士的烙印挤进了中产阶层,并且开始战战兢兢地享受这个阶层在今天社会中享有的种种福利 —美食、好酒、旅行、性自由、半合法化的婚外情、随意撒钱消费的快感、出入 “上流社会 ”派对的自尊心满足 —总之,享受 “向上爬 ”的步步艰辛以及 “步步高 ”所带来的幸福每一天。在今天,除了各类的新富人之外,他们应该是在几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最明显的社会群体,刘晓东不过是这个生气勃勃又得意扬扬的新群体中的一分子,而且是一个脚步蹒跚的新成员。要是这么看刘晓东,这人并不很新鲜,如今已司空见惯。不过,弋舟在《刘晓东》里所创造的刘晓东,并不是这类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。他不一样,甚至是很不一样。

不一样在哪里?

在于刘晓东对自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厌恶。

厌恶?让我们具体看一看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厌恶。

这种厌恶,他有时候会直接说出来,“我对自己产生出厌恶 ”,“我厌恶从自己的嘴里发出陌生的声音 ”。只是,在更多的时候,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往往表达得很曲折,很琐碎,甚至很委屈。观察这些细微之处,是我们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,审视其精神活动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一个简便的入口。就以他和茉莉的情人关系来说,那可是一团彩色的乱麻,从中抽出的情感线头,有的能够通向那个 “犬声如沸的夜晚 ”,“想起在她身上如奏琴弦般的迷醉 ”,本是情和欲的双重大合唱。但是,刘晓东又有一种清醒,知道这团乱麻不梳理为好,因为 “在某种意义上,我和她不过是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 ”—承认两个人在互相利用,这已经是一个冷峻的自我剖析,其中隐含着对自己的厌恶。不过,进一步深究一下,其实这个冷峻在刚一出口,已经立刻打了折扣,“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 ”这句话,是如此文绉绉,温文尔雅,一下子就把隐含于 “互相利用 ”这层意思中的自私和阴暗,用“隐藏 ”和“命运 ”这样礼貌的修辞一下淡化了,似乎,所以如此,是无奈,是不得已,全是 “命运 ”使然 —刘晓东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些,他不可能知道人的日常语言和人的自我认识有着如此紧密的、难以分割的关系。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,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,这对认识刘晓东这个人物是一个关键,对分析可能潜在于《刘晓东》中的大主题,更是关键。通读小说,我们会发现刘晓东即使在自言自语,进行内心独白的时候,也都用的是这种很 “文”的书面语。这当然符合他教授和艺术家的身份特征(也是多数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);但是,很“文”的书面语所必然的节制和精确,对于刘晓东是一种必须:他在厌恶自己的时候,可以天然地给自己留有余地。例如,“我用了两个小时,喝掉了三扎啤酒。这点酒本不足以让我晕眩,恰好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怜悯自己 ”—厌恶自己,又怜悯自己,这种矛盾和精致的心理活动,如果没有这么文雅精致的语言,可能吗?“抑郁心境晨重夜轻的节律特点,让我在每个清晨醒来的那一刻都感到生不如死。我茫然地躺在床上,灵魂仿佛可以俯视自己此刻的境遇:挤在一屋子书里,书和人都显得那么荒谬。”这样的刘晓东,像是一个性格多疑的医生,很固执,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做病情诊断,兼医生和患者于一身,而他的诊断工具,却只能是语言。可是,语言完全不同于 X光机,他的 “透视 ” 不可能客观,反而常常是神经质的,疑神疑鬼,有一种病态的自虐倾向。另一方面,又是非常谨慎的,小心翼翼,时时刻刻地可怜自己、心疼自己,担心伤害了自己。

正是刘晓东的语言,让他的那些指向自我的观察和诊断,其实都让自己更厌恶自己,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厌恶。

因为他意识不到,自己的语言恰恰会是自己的敌人。

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折磨,好像要用自我折磨来挽救自己的刘晓东。

不只是《等深》,在这个组合的另外两篇小说《而黑夜已至》和《所有路的尽头》里,刘晓东也都活得如此辛苦。这让我们想起黑塞的小说《荒原狼》。黑塞笔下的哈立 ·哈勒和刘晓东,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些相似?若比较一下,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。虽然写作年代相差了近一个世纪(《荒原狼》写于一九二七年),但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,两个人物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:精神生活都异常活跃,异于常人。然而,恰恰是内心的丰富让他们活得很不痛快,终日忧郁,一种阴郁的忧郁 —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悲剧,至少其中有悲剧性。有了这种意识,不管多么不情愿,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扮演某种悲剧演员才会去扮演的角色。对悲剧演员来说,那只是舞台上的生活,一时而已,可是对于他们,那是在日常生活里的无间断演出,一刻不得停顿,直至终生。为此,日复一日,他们感觉自己是分裂的、虚伪的,这让他们活得更加艰难,生活甚至生命,都是不堪忍受的重负。也为此,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:黑夜已至,路也已走到尽头。说实话,写到这里,我有一个冲动:放弃原来写作这篇评论的初衷,干脆写一篇关于哈立 ·哈勒和刘晓东的比较研究的文章,那一定非常有意思,不但会涉及一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演化的历史,涉及不同历史条件下中产阶级在性格、情感和伦理上的异同,还能让文学批评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里,进入对当下国内中产阶层,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。不过,我必须放弃这样的诱惑。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对《刘晓东》的评价,集中分析刘晓东这个人物,可能更有意思。

为什么我觉得比起哈立 ·哈勒这个 “荒原狼 ”,刘晓东更有意思?

因为刘晓东不是狼,他没有以 “狼”自居,想都没想过。

黑塞塑造的哈里 ·哈勒这个人物,有一种和二十世纪格格不入的浪漫主义色彩,愤世嫉俗,对现实世界充满了憎恶,而且自视甚高,把周围的社会看成一片荒原,而他自己是这荒原里一只孤独的狼;尽管在旁观者看来,那狼性多少是一种不自然的、做作的、自我欣赏的表演(许多浪漫主义者都有这毛病,如拜伦)。刘晓东不一样,他虽然常常觉得孤独,可他不喜欢孤独,更不像哈里 ·哈勒那样欣赏自己的孤独。相反,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和生活充满兴趣,乐于交友,乐于助人,只要有人需要帮助,不管是谁,同学、朋友、已经完全分手的女友,甚至是不相干的陌生人,他都热心地出手相帮,而且,一诺千金,一帮到底。在《而黑夜已至》里,女孩徐果不过是他情人的一个学生,两个人素无来往,可是,当徐果告诉他父母遇害,真凶却多年逃逸,恳求他当 “代理人 ”去讨一个 “公道 ”的时候,刘晓东竟然答应了。并且,后来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场由车祸、谋杀、讹诈,甚至有可能涉嫌敲诈犯罪等一系列大麻烦之中的时候,他一直很硬气,没有一点害怕,也没有退缩,硬撑到底。在整个过程里,刘晓东的所作所为,不但有些硬汉的色彩,甚至有几分侠气。不过,当一切都结束,刘晓东在情人的床上一觉醒来,用手机拍下了灰白的黎明之后,“抑郁症患者晨重夜轻的节律 ”就再度发作,他不但沮丧、气馁,精神崩溃,还突然哭了起来,并且乞求马上去医院。显然,心理和情感上能把强和弱如此自然地交织起来的一个人,不像狼,说不上有什么 “狼性 ”,他和社会的关系,也绝对不是荒原和狼的关系。比之 “荒原狼 ”,刘晓东是个更复杂的文学形象。在《所有路的尽头》里,这种复杂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。仔细读,在这个故事里,虽然并不缺少性(还有同性恋)、杀人、旅行、三角爱情,以及爱情和友情的背叛等这一类构成故事的必需元素,但这篇小说里的刘晓东,并不是把这些元素组织起来,并且形成动力来推动情节的关键人物,在某种意义上,他在故事里是个被动的旁观者。如果一定要找到他和故事之间最要紧的联系,只有一个东西,就是他作为生日礼物、以“最大的诚意 ”送给邢志平的那个 “一只大猩猩和女人交媾 ”的画作 —一幅充满妄诞的色情夸张,又企图表达一点暧昧寓意的图像(就画论画,其实是很合中产阶层追求前卫口味的流行艺术)—首先,这张画是导致邢志平最后自杀的间接或直接原因,如果没有它,即使邢志平再软弱、再懦弱、再怯弱,要依靠 “大猩猩和女人交媾 ”的想象才能性勃起,才有勇气投入女人的怀抱,才在女性那里寻得活着的理由,他也还是可以活下去的,不一定自杀;其次,在一次烂醉之后,刘晓东和 “弱阳性男人 ”邢志平也差点发生了性关系,尽管最后,由于性取向不同才没有成事,使得前者 “衣衫不整地冲出我的世界 ”,而后者,于事后想起两人之间梦游似的相互抚摸,却“觉得自己陡然触摸到了无尽的荒芜 ”,觉得 “那种手感太惊人了,仿佛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 ”。这还不够,刘晓东甚至认为在那一刻,“也许我们的泪水,还在一刹那各自汹涌 ”。这感觉实在不寻常,不能不让读者惊异。可是,这些情感活动该怎么解释呢?触摸到 “无尽的荒芜 ”和“死亡的本身 ”,那是什么意思?这个情节和场面的描写,仅仅是 “现实主义 ”吗?这一串问题,当然可以从 “写实 ”的角度去做解释。但是,那个含有 “最大的诚意 ”的生日礼物,以及它引起的种种后果(不只是画本身),无论如何是一个横在解释前面的障碍,难以绕过。为此,这里的阅读和读解,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某种象征和暗示来看待?我觉得,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谁是猩猩,是谁在和猩猩交媾(虽然这也是理解和解释《刘晓东》这部小说可能的方向),也许,它更多暗示的,是刘晓东和邢志平这两个人、这两个文学形象,貌离而神合,其实是一种人,或者,是这一类人的阴阳两面。不仅如此,仔细读《所有路的尽头》,揣摩故事里余下的一些人,我觉得还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看法:尹彧(这个名字对整个小说都是一种暗示)、尚阳、丁瞳,他们根本上也和刘晓东、邢志平是一类人。猩人交媾图,其实是他们所有这些人品行、生活、现实的某种尖刻的概括。

《刘晓东》不过十八万字左右,小说里竟然容纳了近二十个人物,而且个个都有形有神,形象饱满,如果不是以三个中篇组合,构成形态变异的一种长篇写作,是很难做到的。问题是,这样苦心经营,弋舟究竟图的是什么?他想做一件什么事?认真检视他笔下的这些形象,我以为《刘晓东》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空间,作家利用它精心布置了一个人物画廊,除了两个贵为总经理、董事长的资本家之外,画廊里的人物年龄不一、境遇不一、性格不一,但都是深深打着改革时代烙印的当代知识分子 —不妨把他们看作 “刘晓东家族 ”。只不过,不同于我们近年来在文学中遇到的类似写作,刘晓东的这个“家族 ”,有很鲜明的家族特征。什么特征?这可以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入手。不但刘晓东自己,他周围的那些人物,也都是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;他们不同于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,他们和 “文革 ”历史没有直接的交集,养育他们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历史,其实可以把他们称作 “后改革一代 ”(如果把《刘晓东》看作是一种文化象征,“刘晓东家族 ”应该包括整个 “后改革一代 ”)。今天,这个群体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社会中坚,可以预见,这代人在未来对历史会有更大的影响。问题是,《刘晓东》的主要人物是刘晓东,从写作层面上看,其实小说里的三个故事,无论哪一个,都不难充分展开,都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为很好看的电视剧的好题材,可弋舟置之不顾,费心费力,经营了这么一个 “刘晓东家族 ”人物画廊,图的是什么?仅仅是故事需要吗?是写作的某种策略吗?还是有更深的考虑?

我的看法是,有了这个画廊,刘晓东这个人物不但有了一个具体又清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,而且,他对自己的厌恶,以及由此生出的种种内心活动,就有别的读解空间,避免变成孤独个人的孤独故事。

评论家李雪在讨论弋舟的时候,写了一篇名为《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》的文章,文中指出:“在《所有路的尽头》中刘晓东想要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,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、探知、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,来建构具有同质性、整体性的 ‘我们 ’。”我以为这个看法很准确,是理解刘晓东这个人物文学意义的一个关键。让我们再回到 “费神的对话 ”。刘晓东和他的朋友、情人那些对话,为什么都那么费神?如果进入这些对话过程做更细致的分析,对话之所以费神,双方虽各有缘由,其实根本上是刘晓东自己的问题:是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躲在了或融进了那些对话之中。对话中的每一个对方,这时候都成了一面镜子,让他总是在这些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灵魂。于是,每一次对话都成了他进一步自我审视的机会,也成了进一步厌恶自己的机会。如此,对刘晓东来说,很日常的对话里总是隐藏着一种莫名的、难以言说但又日常的恐怖—说起来,“费神的对话 ”不过是《刘晓东》故事叙述的一个线索,但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,几乎对刘晓东都是一次磨难。比如周又坚这个人物。在《刘晓东》几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里,作为茉莉失踪的丈夫、刘晓东的情敌,他的角色本来很吃重,但弋舟对这个人却着墨不多,可以说是简笔,为此人物形象简单化了一些,有点可惜。不过,故事结尾的时候,出现了一个像惊险片一样的大反转:周又坚不但突然现身,声称他在三次刺杀有夺妻之恨的仇人不成功之后,已经投在了仇人门下,而且,他还对刘晓东高声宣布:“现在,我成了他的人。我觉得,他比我们更配爱茉莉。”“晓东,世界变了,你知道吗?世界变了!”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,弋舟不但一下子让这个人物立体起来,活了起来,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市侩型知识分子的形象,同时独具匠心,给刘晓东设置了另外一面镜子。再三琢磨刘晓东那些考察自己、质疑自己、自我折磨的时刻,我们有理由相信:如果说他和邢志平貌离而神合,是一类人的阴阳两面,这让刘晓东感到恐惧,那么,周又坚这面镜子,则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 —早早晚晚,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市侩型知识分子。

刘晓东是否意识到,他有可能变成一个当代市侩?

他的日常恐惧是否与此有关?

在《等深》的故事里,当茉莉承认早已经被一个大款半包半养了,并且请求他不要谴责她的时候,刘晓东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:“我当然无意去谴责她。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,她只是很不幸被逮着了而已。在这个时代里,我也活得看起来有滋有味,我在讲台上说油嘴滑舌的学问,我在床上,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。”这几句自言自语并不复杂,但是其中裹挟的情感活动内容却很复杂,“人人都在偷窃生活 ”,这已经包括刘晓东自己在内,说茉莉只是 “不幸被逮着了 ”,意思是他很幸运,至今还没有 “被逮着 ”,应该说一个人能这样看待自己,表明他具有相当的反省能力,如果更自觉,他有可能实行道德上的自救。然而,也是在这段话里,一句 “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 ”,又泄漏了他的妥协,以及他的得意,特别是 “奏响 ”这个文绉绉甚至可以说是很 “酷”的修辞,客观上不但把前边那些自谴自责全部推翻,而且完全显得假惺惺。于是,问题又回到了这里: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,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,当一个人试图通过反省认识自己的时候,自己的语言恰恰会是自己的敌人。

如果这样的分析,是从对《刘晓东》的批评里逻辑地引申出来的,那么,它和《刘晓东》的写作,又是什么关系?

对此我想到李雪《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》中的另一个意见,她认为,弋舟的写作有一种尝试,是“将人从观念中移位,放置到具体环境中,让人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中获得自我阐述的能力 ”。依照这个思路,我们是不是可以把《刘晓东》的写作,看作是把人放在 “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 ”里,然后检测能否 “获得自我阐释能力 ”的一次试验?如果是,刘晓东的自寻烦恼,他对自己的厌恶,能不能算作一种不自觉的 “自我阐述”?

刘晓东是个喜欢思考的人,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苦恼和疑惑放大,把心里的那种荒芜感和大的问题联系起来;在《所有路的尽头》这个故事的篇末,他再次想起了邢志平:“今天算是我和邢志平共同的生日。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。我们是两个陌生人,但我们是一代人。现在,他死了,我的路却还没有走到尽头。当然没有。起码,对于这个世界,邢志平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无所欠。而我,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。”但是,如此把自己和大时代联系起来的思虑,在刘晓东那里从来不能深入。如果把他的内心比作一池涟漪,那每一波的荡漾都是越远越无力,永远不能到达岸边,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。我们越是仔细研究这个人,就会越发现,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 —自己的忧郁,自己的惆怅,自己的苦闷,还有自己对自己的厌恶,即使其中总有一种想认识自己,解释自己的冲动,但终归是走不出自己。怎么解释刘晓东这样的心态?这能算是一种 “自我阐释 ”吗?依我看,恐怕这里只有 “自我”,没有阐释。或许,《刘晓东》写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恰恰在这里:尽管在小说,或者刘晓东的烦恼里,“自我 ”这个概念并没有成为叙述的核心,但实际上它无所不在,像一个无形无声的魔咒,约束着、支配着刘晓东所有的思想和行为,也约束和支配着由刘晓东这个人物贯穿的三个故事的整体叙事,无论是其情调、风格或是内涵。如果把这个批评继续,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:在改革开放后期,也就是在刘晓东和他的家族成长、成熟的这一段时间里,一种新的有关自我的话语是如何迅速膨胀起来的?在这膨胀过程里,它与传统的个人主义话语有什么继承和变异?还有,是什么新的历史环境促使很多知识分子,特别是青年人这么乐意进入这个话语,自觉自愿地习得这种话语,同时一起快乐地奔向 “实现自我 ”“活出自我 ”的美丽梦想?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讨论。不过,我以为不论《刘晓东》这个小说文本,还是弋舟在这个小说里实现的写作,都是进入有关当代自我话语分析和讨论的难得的机会。批评如果这样做,我觉得会对目前通行的仍然比较 “纯文学 ”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个提醒,何必那么自缚手脚?文学很多时候都是跨领域跨学科的,一点不纯,寓于文学中的思想是那么丰富,批评应该比它更丰富才是。

最后要说明的是,在二○一六年四期《读书》上,尚晓岚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《荒原狼的嚎叫》(笔名所思),我以为是迄今有关《荒原狼》这篇小说最好的评论,至今我还清楚记得自己读这篇《荒原狼的嚎叫》时那种莫名的感动。写这篇关于《刘晓东》的评论文字,不但是受了尚晓岚一文的激励,也是对她很多思考的一个继续。

(《刘晓东》,弋舟着,作家出版社二○一四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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